管窥表序：司马迁与班固分封观差异之比较-文斋盲士
一元制下的分封与多元制下的分封区别，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常被人们忽视，这种区别可以作为理解“亡秦必楚，汉承秦制”的切入点。（本文为作者本科低年级阶段写作的课程论文，略显幼稚，望请读者见谅）
《史记》十表，班固略施增减成《汉书》八表。因《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之前与汉无关，而未见于《汉书》，颇受争议的《古今人表》则是班固所新增。而其他各表则有所损益，如《百官公卿表》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扩充而成；或抽出单列，如《外戚恩泽侯表》；或将其拆解，如《汉兴以来诸侯王表》被分列至《异姓诸侯王表》与《诸侯王表》中。[1]
通过比较处理表中元素的不同手法，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与班固著表时侧重点的不同，太史公的处理手法突出了时间顺序和历史的整体性，在著《六国年表》时，他期望藉此观诸要，为后人提供较为完整的历史视野，[2]而其他各表也大致上秉承了侧重时间性与整体性的特点，服务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
而班固对表的处理，则在时间的基础上，突出“细化群体”的概念，他将不同的“细化群体”从依据时间次序的历史整体中抽出而单列成表，从而达到突出这些群体的效果。当然，并非说《史记》中无群体之别，而是认为班固在传统诸侯王群体的基础上，将其细化为同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外戚恩泽侯等群体。那么班固侧重于这些群体是否与“尊汉”的史学动机与目的有关呢？[3]班氏将《汉兴以来诸侯王表》拆解为《异姓诸侯王表》和《诸侯王表》，其目的或许在于表现同姓诸侯王的正统性，以至于后者的表中不再冠以“同姓”，而前者却冠以“异姓”加以区分。但通过表序，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同姓还是异姓，所面对的都是“分封”问题。尽管班氏在表序中简略处理了异姓诸侯王，而较为细致地处理同姓诸侯王，但在“分封”这个大问题下，两者间细化的差异反倒不是讨论的重点。因而有必要回归文本，将班氏的这两个表合并起来，与太史公《汉兴以来诸侯王表》进行对比，以求得两者的异同，进而探讨班氏在分封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
在追溯周代分封情况时，班固基本承袭太史公记述的史实，如“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与史记大体相同。但其认识却几乎与太史公向左，如太史公言：“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彊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认为诸侯国兴起而周天子日益衰微，是分封制之弊端。但班氏却言：“衰则五伯扶其弱血染大明，与共守。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至乎厄岖河洛之间，分为二周，有逃责之，被窃之言。然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他不认为诸侯强大是加速周室衰微的因素，反而认为春秋五霸使得周的共主地位得以延续危险美学，即便是战国时强国并起，也不敢轻易消灭周室，使周室得以苟延残喘，而视此为分封制在周室衰微时所带来的益处冷君虐妃，那么在周兴之时，分封制的益处在班氏看来就更大了，其言“故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换言之，盛时分封可治之天下；衰时诸侯可扶宗室之弱。顺着这个思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班固引《诗》之后会提出“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可见班固至少在此处认为分封乃统治之根本，亦符合他所推崇的“尊汉”理想。推崇分封制也奠定了《异姓诸侯王表序》和《诸侯王表序》的基调。班固在提及秦的盛衰时，也认为秦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承圣王之烈”，废分封，使“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故速自亡也。而至于秦的其他暴行，或多或少与废除分封有关。有趣的地方在于，在此段的开篇，班固即点出秦废分封，是秦吸取周亡教训的原因。而在提及汉初分封时，太史公指出了“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而班固的言辞也大抵如此。
但若狭义地从军事方面理解分封制拱卫宗室的作用，则不能使我们认识分封制内在作用与意义的变化过程，也就无法判读班固在分封问题上的观点，因而暂且从文本之外，从多元文化到一元文化的发展脉络中，重新审视分封制。
在此之前需强调一元制下的分封与多元制下的分封的区别，此种区别，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常被人们忽视。所谓一元制下的分封，即拥有地方实际控制权并有能力管理地方的中央政府将土地与人民分封给诸侯王，在此种情况下，分封只是单纯的地方行政模式，它所涉及的矛盾是郡县制下也会碰到的行政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只是在分封制下，这种矛盾要大得多，但它很少涉及风俗或文化的矛盾，因而也不是必要的政治制度。而多元制下的分封，则是作为宗主的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征服地方，或因为文化习俗的巨大差异而无法有效统治地方的情况下，名义上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王，实际上宗主政府可能并没有所分封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因而分封在这种情况下是必要的政治制度。而分封制的演进正是由多元制分封向一元制分封过渡的过程冯依然。
这在《史记》的文本中得以印证，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4]可见得周王室并没有齐地的实际控制权，分封太公望于齐，一方面是褒表功德，另一方面是将齐地纳入周的势力范围内，但这种融合与郡县制不同之处在于，地方诸侯不必与宗主政府保持相同的文化以教化四方，更不必采用相同的法律制度，因而可以尽可能保持当地原有的文化与风俗，从而减少统治的压力。正如从《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中，[5]我们会发现“变俗”和“从俗”的矛盾，而周公称赞了太公从俗以抚民的做法，并指出此种平易近民的简政才能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而且，从齐鲁国君报政的时间看，从俗的行政效率远高于变俗，推行时也较少受到阻力。这在多元文化圈层下，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因而西周时给予诸侯极大的自主权具有双向意义，即实现了“亲亲贤贤，褒表功德”的抚恤功臣与血亲的作用，也使得受封的诸侯王得以在地方从俗而治，从而实现政治势力的扩张，以及文化的渗透。
在汉初的分封中，东方诸侯林立的局面自是刘邦不愿看到的情形，但放弃郡县制，推行郡国并行制，既有不得已分封功臣的苦衷，也有从俗以存恤民众的考虑。[6]《汉书·高帝纪》中刘邦履行诺言，立韩信为楚王的诏书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此处，可看出刘邦立韩信为楚王不仅是信守诺言，也是为了更好地“存恤楚众”，而原因在于“齐王信习楚风俗。”而承认东方的王国制度，就相当于继续保留其原有的法律制度和社会风俗，这或许是刘邦在东方推行郡县制失败的结果，而郡县制的推行就意味着地方需使用共同的法律，而天下反秦主要是因为苦秦吏、苦秦法而愿诛秦吏、废秦法，在这样的情况下，郡县制在东方各国行不通，唯分封制可行。
故班固秦亡于无尺土封的观点具有其合理性，但若以此为例，认为分封制具有不可动摇的合理性，那么就是淡化了诸侯国与汉的矛盾寻龙诀迅雷下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此等皆与高祖素等夷，各据其手定之地，外托君臣，内实为敌国。”[7]为解决此问题，刘邦在剪除异姓王后，并未完全改用郡县制，而进行同姓分封，其原因或许也是出于镇民，《史记·吴王刘濞传》记刘邦“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镇之”，乃立刘濞。然而刘邦又说刘濞“状有反相”，且言“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这是担忧重蹈周室覆辙的表现，也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同姓王不见得就比异姓王可靠。
随一元文化逐渐替代多元文化圈层，中央政府日益强盛，同姓诸侯国从俗抚民的作用被减弱，而诸侯国的不稳定性逐渐暴露，且不言破坏性巨大的七国之乱，单就年表中种种因反叛而夺国的例子比比皆是，而诸侯国与汉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敌对关系，至少是相对隔绝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严格的人口划分猛兽侠第二部，而文帝时废除过关用传的制度，也可从侧面反映某种隔绝关系，而贾谊所言：“今大诸侯而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则明确地表现了此种敌对关系，即便在《诸侯王表序》中班固也不得不承认“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抂过其正矣。”“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剑鬼蛊师，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分封制逐渐实现了多元制分封向一元制分封的过渡，因而文帝分齐、楚，景帝削藩，武帝下推恩令，所解决的是纯粹的地方统治者与中央间的矛盾，而几乎与民俗无关，因而削弱诸侯国在此时成为可能，也适应了中央集权政府的需要。太史公或许也意识到诸侯国镇抚四方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因而盛赞了推恩令，他认为推恩令使诸侯“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这是回归了分封制“亲亲贤贤，褒表功德”的原始功能，而因为不再需要镇抚四方，所以诸侯只需如此就很好了。而班固在《王子候表上》中也认为推恩令得以使“支庶毕侯矣”，汉室子弟不再为匹夫，从而轻重相准。
但班固依旧认为如此是要重蹈秦无“尺土藩翼”的覆辙，并将王莽篡汉归咎于同姓诸侯的衰落。而可能正是这个观点使班固认为分封制乃“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班固也并非没有证据，他认为“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在剪除诸吕的过程中，诸侯国的力量的确不容忽视，但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是陈平、周勃以及并无封国的东牟侯和朱虚侯，在此过程中，诸侯国大多持观望态度，出兵的也只有齐哀王，而且在吕后当政时，诸侯国并未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或极端不合作的情绪。就班固看来，中央倾危时，诸侯所起到的作用是震慑中央的作乱者，并延续宗主，这在他关于五霸的论述中得以体现。但从春秋战国的历史看，诸侯扶其弱的可能性远小于相互间争霸的可能性，换言之，即便王莽篡汉时，诸侯国依旧势力强盛，由于持续存在的敌对关系，或许只是视其为“汉国”之乱，而默许王莽的篡汉行为，或者举兵诛杀，那也不过是出于称霸的目的。
将王莽视为篡权者，是出于“尊汉”的意识形态，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王莽却似乎不是典型的篡位者。西汉中后期的中央政府中大致可划分为两大集团，一派为外戚集团，而另一派则是主张“纯任德教，用周政”的儒士群体，后者主张改革政制以去除汉初“霸王道杂之”的弊端，这无疑触及前者的既得利益，因而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两派系间时常发生或明或暗的矛盾冲突。而出身外戚的王莽是当时两种矛盾的社会势力的综合产物，他不仅是外戚代表着王氏势力，而且代表了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8]于《汉书·王莽传》中，他年轻时“屈节恭俭，勤身博学，事母及寡嫂恭谨周到，又外交英名典在线神算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这使他赢得王氏和儒生的赞誉。而接受“安汉公”之号时，意味着他接受了“周公”的角色[9]，也接受了“致太平”的任务。此后王莽将以儒学士大夫领袖的身份推动改革。[10]因而除少数反对者外，王莽基本得到了中央各派系的支持。早在平帝年间，王莽已“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渐渐勾勒出“成康盛世”的轮廓，使他获得民众的支持。而提倡节俭以纠奢侈之风，亦得民心。同时，积极的对外政策也使“夷狄慕义，百蛮率服”。可谓“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圣瑞毕溱不死之穿越，太平已洽。”此虽有夸大功绩之嫌，但也可从此侧面看出王莽在某种程度上为民心所向天津五中，纵或有强盛的地方诸侯也恐怕难以抵挡这股改制潮流。因而班固的论断于此看来则可能有失公允了，所以在《王莽传》的赞中班固也没有简单地将篡汉归咎于同姓诸侯的衰落，[11]那么班固在此强调分封问题是否还有其他考虑呢？
答案或许在表中细微的用词差异中池敏，太史公于言：“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而班固在表示相似的内容时将“贤者”替换为“豪杰”，[12]曰：“乡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这自然会与东汉时的豪族问题产生联系。在权力的角逐中，诸侯国衰弱后留下的权力空白，会立即被其他势力填充，一方面是中央强化地方管制，另一方面则是地方豪族逐渐做大，而最终发展为东汉政治的顽疾。[13]刘秀所依靠的主要是南阳豪族集团，而其他地区的豪强则多为讨伐与安抚的对象。东汉王朝针对此问题主要以强化吏治的方式规范豪族的行为，而不是采用给予诸侯管理地方的权力以震慑豪族的方式。[14]班固以推崇分封作为对此问题的回应当非常自然，而且分封诸侯国从俗以抚镇黎民，一方面有利于缓和严刑峻法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与地方豪强争胜而缓和豪族问题。而严刑峻法正是秦亡的部分原因，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假设班固于此处的写作结合了当时的政治现实，而且希望统治者减少严刑峻法，并将分封制作为解决豪族问题的方案以此种蕴藏于历史叙述中的方式提出。
虽然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通过《史》、《汉》各表管窥两者分封观的差异，有助于认识司马迁与班固的著史差异，并理解分封制度的含义与变迁，进而为解决不同文化状态下的中央与地方矛盾提供新的思路。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比较，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第三卷中《〈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史记·六国年表》：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3]关于司马迁与班固史学动机与目的的差异，以及班彪对班固著史的影响，参见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J]，收录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1963年；亦可参见《〈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见注释1）。
[4]《史记·齐太公世家》：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
[5]《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抗倭侠侣，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 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6]关于西汉的郡国问题，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M]中《郡国并行及其意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7]钱穆：《秦汉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pp229。
[8]关于王莽与外戚和士人间的关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9]《汉书·王莽传》记载：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后，群臣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可见朝臣将其比作周公，既是褒扬，以蕴含着期待，虽然此处记述有夸大之嫌或群臣谄媚的可能。
[10]此处推论，参见陈苏镇先生《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纯用德教，用周政”——西汉后期和王莽时期的改制运动》。
[11]《汉书·王莽传》：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左央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白寿彝先生认为班固在不同文段中有不同的论述，是博取的结果，但本人并不赞同此观点。参照其《司马迁与班固》。
[12]陈苏镇先生言：“汉代史料中常见豪族，豪民李绪杰，豪杰……等概念，其含义比较模糊，很难加以明确区分和界定……为叙述方便起见，较多使用‘豪族’的称呼。”参见陈苏镇先生《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豪族社会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影响》。本文亦采用此种名词处理方法。
[13]关于东汉王朝与豪族的关系，参见余英时先生的《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亦可参见陈苏镇先生的《豪族社会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14]需强调东汉也有行分封，但东汉时期的诸侯王和西汉景、武帝以后的诸侯王一样，无政治上的治民权, 只有经济上的食封特权。关于东汉时期的封国食邑制度，参见杨春藩：《东汉的封国食邑制度》[J]收录于《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