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禁片《武训传》解禁始末-经济文摘2

电影《武训传》的拍摄跨越了两个时代。1949年之前，在战火中的艰难起步，1949年后，在尚不明朗的政治话语中摸索行军，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磨砺马元的母亲，终于得以上映。却在上映的五个月内经历了极好与极坏两个评价的极端，并引发了开国第一场文化批判运动。本文为您解读《武训传》是如何成为“新中国第一禁片”。
1949年前：陶行知努力推动“武训”走上银幕
武训，清道光年间的山东贫苦农民，青年时因不识字吃尽苦头，决心办义学帮助穷苦孩子读书识字，他终身未娶，依靠乞讨、街头卖艺、变卖田产，创办三所义学，免收学费围巾编织，被传为一时佳话。清政府赐其“义学正”、“乐善好施”的匾额并御赐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山东衙门在其去世后修建武训祠。民国后，武训依然饱受推崇，蒋介石赞其“为人师表”，冯玉祥称其为“千古奇丐”，全国上下修建了七十多所以武训命名的学堂，还出现了以武训为名的街道。
陶行知是武训最得力的传播者，在多种场合提及武训的事迹，鼓励教育工作者将武训视为榜样，并且应该成为为全国人民所尊崇的楷模，在其亲自编写的教材《平民千字课》中，陶行知说：“武训虽然死了，它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
正是在陶行知的竭力推动下，才有了电影《武训传》诞生的可能。
1944年夏，陶行知来到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亲手将段承泽撰文、孙之俊作画的《武训先生画传》送给孙瑜，期望他能将武训的故事搬上荧幕。孙瑜深表感动，开始构思创作电影。
1948年7月电影《武训传》正式开拍，由演员赵丹扮演武训。不到四个月，因时局动荡、资金困难王树熹，《武训传》停拍。
1950年开拍：命运多舛终上映 深受饶漱石周恩来等领导肯定
1950年初《武训传》再次开机，主创人员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鼓足了干劲。
新政权对文艺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为符合革命思想，确保《武训传》通过审核成功上映。孙瑜和电影《武训传》的主创人员多次对原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为突出剥削阶级的残酷和农民命运的悲惨，将原本作为“正剧”处理的电影改为以“悲剧”结尾，他辛苦创办义学，教出的学生还是以做官为求学目标，教育并未改变穷人命运；虚构了周大这一人物，代表“亿万农民反抗的烈火”，作为武训的反衬，以突出被压迫阶级的武装反抗；电影结尾修改为解放后女教师对武训事迹进行“批判式总结”，指出武训通过一己之力试图通过教育来解救劳苦大众必然会失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才能获得解放……
1950年底，这部跨越两个时代的电影终于拍摄完成，从酝酿到完工，孙瑜用了7年。
1951年2月，《武训传》在上海和南京两地上映，场场爆满，一时间颂声盈耳。
事实上，在其公映之前，在上海进行了“点映”，据夏衍回忆，当时连平时“不苟言笑，更少跟文艺界往来”（摘自夏衍《武训事件始末》1991年秋）的饶漱石也亲自到场。更令夏衍意外的是，“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当时饶漱石是“华东第一号人物”，“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他的肯定无疑为影片的成功上映打了一剂高效催产针。”
2月21日，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百余名中央领导集体观看了《武训传》。孙瑜回忆“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了不少掌声”，“朱德同志从老远的座位走过来和我微笑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也只就一处细节的艺术处理上提出建议。随后，《武训传》在北京、天津等地公映。
各地报刊都给予了电影《武训传》极高的赞誉，有学者统计，在其公映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有40余篇称颂该电影的文章发表，对武训其人其事、其所代表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武训传》这部电影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大加赞扬。上海的出版社还出版了电影小说《武训传》、画册《武训画传》等衍生产品。一时间疗养院直播间，武训成为街头巷议的焦点话题。
1951年被禁：毛泽东亲自动笔矛头直指《武训传》
1951年5月20日兽宠小娇妻，《武训传》公映刚刚三个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由毛泽东修改，多数篇幅由毛亲自动笔所写。社论称：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墨菲的战争？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邓贵大，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但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关于一部电影的社论，其态度之严厉，措辞之激烈十分罕见。正是这篇不同寻常的社论，引发了文化教育领域的地震，全国上下由此开展了对《武训传》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舆论彻底逆转。
7月，《人民日报》连续6天发表了4万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被视为关于电影《武训传》讨论的最终结论，这份无视事实、毫无客观公正可言的调查将武训剔除“劳动阶级”之列，武训被定义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自此，再无讨论《武训传》的必要，只剩下检讨和矫正。
8月，周扬将电影《武训传》定义为“政治上反人民桐华作品集，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自此，电影《武训传》盖棺定论。
从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即达108篇，至1951年8月底我的警花爱人，这类文章已达850多篇。孙瑜和所有肯定过这部影片的有关领导及文教界数十人做了公开自我批评和检讨。批判对象从电影《武训传》本身，扩展到导演、演员、整个文艺界，当初大力推行武训已经去世的陶行知也不能幸免。公映不到五个月的《武训传》成了“毒草”。
夏衍认为，《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和江青有脱不开的干系。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一夜王妃，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而武训的倡导者陶行知又是江青旧情人唐纳好友，1936年唐纳因江青的离去悲痛欲绝，自杀未果，陶行知送给唐纳诗一首，提及江青的曾用名蓝苹，并将蓝苹比作另寻门庭的夜莺，劝慰唐纳不必为此轻生。而江青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武训传》也给了其插手文艺界的良好时机。
江青在批判《武训传》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她一手炮制，她带领调查团成员亲赴武训家乡山东进行实地考察，江青多次对调查团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是坏人。作者之一李进就是江青化名。而在此之前，正是她促成了毛泽东发动大规模批判《武训传》的决心。
实际上，诞生不久的新政权，恰好需要这样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正本清源，来确立新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武训教育救国，在毛看来，是试图探讨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奸人世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需要及时清除。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其功效不仅在“破”，更在于“立”。通过批判《武训传》及其歌颂文章，既可以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而且可以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新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
尽管在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对事不对人”，批判只局限于书面文字和口头报告形式，只是为了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不追究“个人责任”顺明全文阅读，几乎没有当事人受到行政处分和人身攻击，但这场批判给电影主创人员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毁灭性打击，孙瑜和赵丹此后再无佳作问世，中国电影界万马齐喑。
据夏衍回忆“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伊耶那美，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戴帆”
而在此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与电影《武训传》相关的人物无一能够幸免，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批斗、抄家，赵丹在牢狱中度过了五年光阴，绘制《武训先生画传》的孙之俊，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在武训的故乡，武训的祠堂被砸，故居被捣毁，陵墓被掘，抬尸示众，焚尸街头。
1986年平反：武训何罪？武训办学何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求为武训平反的声音从民间首先传来。1980年,《齐鲁学刊》发表了江苏无锡张经济的《希望给武训平反》一文。文章写道：“武训何罪，还不是因为他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了义学吗？这有什么罪……”随后,该文被国内多家报纸转载。
1983年，万里在全国普通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为武训恢复名誉妥木斯。在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过程中，张绍虞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民间和官方的桥梁。张绍虞是梁山县寿张集乡程海村人，曾任柳林武训师范学校校长，长期在冠县工作。他和万里既是同乡又是同学。1985年6月，张绍虞亲赴北京，向万里反映有关武训的问题蓝英洁。万里明确指出:“省里有权为武训平反开家麦当劳。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武训办学还有罪吗？”
同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王京京微博，指出：“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随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具体工作逐步展开。
2012年，电影《武训传》尘封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以DVD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结论
《武训传》跨越两个时代才得以搬上大银幕，本身充满曲折。而放映了短短三个月之后就成为全国声讨的禁片，随着政治风向而起伏，开始了新中国文艺界三十年肃杀的大幕。但因此所引发的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直至今日，似乎一直缺乏足够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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