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料与中古史研究”专题学术讲座在历史所举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2017年5月10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主办的 “新史料与中古史研究”专题讲座在历史所1246会议室如期举行。讲座由戴卫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邬文玲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致欢迎词红楼小婢，主讲嘉宾分别是仇鹿鸣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童岭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与吕博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与谈嘉宾为孙正军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郜同麟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与程苏东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共有来自所内外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在读硕博士生莅临本次学术活动。
第一位主讲人仇鹿鸣先生作了题为《近十年来中古墓志史料刊布情况略述》的报告负荆请罪造句。介绍了近年来新出墓志的发表情况，指出目前已发表唐代墓志约11000余方，已出土待刊布尚有数百方；北朝隋代的墓志约2000余方（含砖志），五代400余方。在此基础上，他对近十年来墓志史料刊布的特点进行了总结：1、数量众多；2、刊布零散，重复刊布现象较为严重、信息公布不完整，原石去向不明；3、录文质量参差；4、个别存在伪品。随后，他对墓志重镇洛阳、西安、邺城的碑刻收录、整理书目（包含已出版与即将出版）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评论。在报告的最后，他谈到了伪品鉴别的问题，指出三种常见的作伪方式并举例详证：翻刻（徐峤妻王琳墓志、高树生墓志据传皆有翻刻本）、作伪（燕郡夫人独孤氏墓志，据张说文伪作；许利德墓志，据陈利贞墓志伪作；徐守谦墓志，据孙守谦墓志伪作；比丘尼统清莲墓志，据比丘尼统慈庆墓志伪作；张瓘墓志，据张兴墓志伪作）与增加题款（李宝会墓志，增加右拾遗徐浩撰；贾励言墓志真子丹，增加李华撰书）。
第二位主讲人童岭先生作了题为《六朝义疏佚书及和刻本晋南朝正史举隅》的报告。报告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古籍佚书的意义，回顾了佚籍的历史，指出域外所藏文献kldby，大抵可以分为西洋（欧美）与东洋（日韩）两大类，对于日藏汉籍的关注，在晚清民国时代就已经兴起，第一流的学者多有涉猎童年禁恋，罗振玉、王国维有筚路蓝缕之功衫本彩。除罗、王、杨守敬之外，早期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也为汉籍旧钞本、和刻本作出了大量基础性研究。第二部分专论六朝义疏佚书：《论语义疏》（梁）、《礼记子本疏义》（六朝后期）、《讲周易疏论家义记》（六朝后期）、《孝经述议》（隋），指出奈良时代的日本经学类汉籍旧钞本中，有为数不少的义疏学典籍可以重新为我们构建六朝江南的学术思想史。第三部分关注和刻南监本晋南朝正史，并以和刻本《晋书》《南齐书》为例说明其对正史校勘、学术研究的意义。余论部分回应了六朝史料少的观点，以《四库总目提要》所言“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余可传、不可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为引，阐释了中国学术的“自我更新功能”与波澜效应。
第三位主讲人吕博先生作了题为《关于<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的一些认识》的报告。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大云经》应是《大云经神皇受记义疏》；第二部分指出《大云经》不见“弥勒下生”的故事；第三部分指出《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既没有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也没有说她是转轮王；第四部分则对《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的内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义疏》用词考究，通篇尊重现实政治状况洋葱霜霉病，在称武则天为圣母神皇的同时高永侠，也在认同现实李家政权。神皇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继承太祖、太宗、高宗三圣之遗绪，辅佐睿宗傲剑蛮荒，永昌帝业。《义疏》撰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垂拱四年武则天称“圣母神皇”以来的历史，没有迹象表明武则天将以女身称帝。《义疏》不是预言，而是滞后于史事的文本。《疏》文不过是对一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比附解释，意在把武则天本不合法、僭越的历史事实，诠释圆通王滔弹跳。第五部分则讨论了武则天如何变为金轮王的。他指出尽管《义疏》充满着僭越之词，但确实没有提供武则天称帝的明确指导，圣母神皇的称号还差一个“帝”字。最终支撑皇帝称号的依据，还是中国传统谶纬中的祥瑞。面对着新的政治局势狂暴龙卷风，要想解释武则天以女身称“圣神皇帝”，并进而说明武则天将晋身转轮王的接续动态，则唯有创造新的意识形态文本易天雄落魄洪荒。《宝雨经》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应时而生。
三位主讲人报告结束后，在座学者围绕三位的报告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
针对仇鹿鸣先生的报告，孙正军先生发表了三点意见：第一，墓志出版重复比较高牛玉强，这对研究者的使用会造成一定的不方便。毛远明先生《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著录碑志的体例值得借鉴。据说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北朝墓志全集》，令人期待。第二李江雁，与其他出土文物一样，目前墓志的作伪现象比较严重。对于普通研究者研究而言，如何辨别一方墓志的真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这也会给研究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三，墓志考古信息的缺失，也不利于研究的开展。另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提出墓志整理是否可以按照发现时间为依据制作索引。仇先生指出目前比较常见的是依照年号为序，《唐代墓志汇编》即是，而且于后有人名索引，对使用者而言极为便利。但以发现时间为索引制作依据，主要原因在于盗掘所引起的出土时间不明，及现今学术机制下，墓志拥有机构的“自藏”与公布、研究的滞后。仇先生表示他着意建立有文的墓志与无字的墓葬间的结合考察，但近年来愈发猖獗的盗掘行为严重破坏墓葬，使得墓志与出土地脱节，破坏文物的同时也严重影响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针对童岭先生的报告，程苏东博士充分肯定了六朝义疏学的重要性，并以《五经正义》为切入点，就其原因展开了论述，乾贵士指出《五经正义》的主体部分即来自于六朝。仇鹿鸣先生认为荻生徂徕批识本应是类似于钱大昕、王鸣盛等清儒的批校，和刻本的价值主要就在批校上官路正道，而批校作为一种考史的校勘，利用的时候也要和同时代中国考据学家成果相对照。郜同麟先生认为和刻本抄写时代的确定是不可忽略的问题，目前学界是否有较权威的方法和结论。另外恶龙传说，中古写本的版本存在不稳定性，但特定情况下存在部分稳定性，这点是值得关注的，并以《经典释文》的案例进行了论证。戴卫红先生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例，指出韩国木简在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中，起着连接中国、日本的重要中介作用，若观此例，和刻本的研究应当考虑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因素，文本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路径及朝鲜半岛在其中的地位、影响都应当纳入考虑范围。
针对吕博先生的报告，郜同麟先生提出了两点疑问：既然《大云经疏》没有武则天篡位的内容，为何影响那么大天狮经络操，各地兴建大云寺；《大云经疏》与各地大云寺的碑志、舍利函铭等石刻材料的关系也值得关注。杨英先生指出佛教译介入中土，其典籍是多谱系的，其中如《金光明经》《妙法莲华经》《护国仁王经》等护国经，并不一定进入政治生活，因此对于《大云经》的研究恐怕需要考虑其在译经过程中的谱系，及其与中原原发礼仪在何种程度上结合等问题。
本次“新史料与中古史研究”专题讲座，讨论的范围涵盖石刻墓志、佚书旧钞本及刻本与佛教经文，既有宏观概述罗瑞康，亦有微观考证，考察的视界关照了整个东亚文化圈，显示出青年学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思想。参与本次讲座的专家学者和同学们通过评议、提问等方式，畅享了这场学术盛宴，由衷希望这种深入交流、互相影响的学术活动持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