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街并不是只有老妈蹄花和人民公园-先锋天府文化


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车经过成都人民公园旁的祠堂街，有多少人在这条街上停留。但要人们描述祠堂街，或许他们多半以“人民公园”和“老妈蹄花总店”开头。
但往往是，人们在描述这个赫赫有名之地时，连祠堂街三个字都会略去。尽管在地图上，祠堂街是它们的位置坐标，在行政划分上，展红绫它们也是归属于祠堂街，甚至一出人民公园地铁口，可以看到写有“祠堂街”三个大字的指示牌，但在人们的印象中，祠堂街好像“消失”了。

祠堂街街景
这条街老旧、短小二月二日出郊，只不过300米长，30米宽，南边人民公园的文化历史人所共知，北边的建筑群也藏有记忆。这片建筑形成一个奇怪的三角形片区，布满了餐饮。驾车的人或许只把它当成车辆分流的路障，路过的人或许只把它当成满足果腹之欲的地方。
事实上，只要你肯抬一抬头，看看街边高处的景致，或者往街道深处钻一钻，你就会发现这里居然有好几处老建筑。再问问那些年老且有智慧的人，原来这小片建筑群承载了这么多的文化与历史，记忆与故事张织云。
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钟永平对祠堂街非常关注。从2003年开始，钟永平就参与了祠堂街项目，如今他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钟永平说：“祠堂街北侧的建筑群，已经是成都为数不多、较为丰富的近现代建筑群，整体片区被保留下来，已属十分难得。
”这里汇集了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几个时期的建筑，祠堂街像一个小型建筑博物馆散发出不同的风格。钟永平介绍，“这条街以前的问题很多，年久失修、火灾隐患突出、建筑使用功能混乱，有关部门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制作出相关开发保护方案，希望能重现这条街曾经的风采。”
成都曾经的新文化中心
最初完整描述祠堂街历史的是袁庭栋老先生，他说：“祠堂街最初不叫街，是清朝满城的一条胡同，叫喇嘛胡同，或者蒙古胡同。”
康熙年间，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奏请修建了满城，而祠堂街就在满城的东南角，因为在街上为年羹尧建立了生祠，故得此名。

“祠堂街最初很长，从现在的位置一直通到将军衙门。也正是有了这条街，才有了人民公园。”袁庭栋说，改革开放以后，蜀都大道的贯通，截断了祠堂街，现在的长度大约是当初的三分之一。“1949年以前，这条街是成都最早引进西方文化的一条街，此后慢慢形成文化相对集中的地区。”袁庭栋介绍到，“它是最早看到油画、小提琴的地方，那时的书刊可是精神粮食。”
祠堂街早年主营经史子集、试帖闱墨等旧式读本，1912年以后，出现许多新式书店。抗日战争期间，成都成为全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祠堂街因为已有的文化基础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廉价的房租，慢慢吸纳了无数的文化机构和名人，开始走上它的辉煌历程。
流沙河在一次采访中回忆，祠堂街一带有上百家小书店。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开设在祠堂街的书刊新店、文具店占到了全市总数的70%卓建荣，数量远超当时的春熙路，故而，这条街在当时被称为“新文化街”。

祠堂街旧照
据《成都街巷志》介绍，全国著名的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商务书店、东方书店、大东书局、正中书局等很多分店都来到祠堂街，群力社、大声社、星芒社、战时学生旬刊等等多家报馆，也都聚集在此。当时读书的氛围极浓，吸引了无数青年才真旺姆，《西行漫记》《论持久战》《彷徨》等风靡一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书刊也屡见不鲜。一些书店门口挂着“欢迎看书”的牌子，有的还免费提供开水，书架上的书可随意翻阅，服务之好。
为宣传抗战，祠堂街发出了最强烈的声音。一些书店组织图书业工人歌咏团，早上唱抗日救亡歌，晚上开展街头演讲和演出，上演了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著名街头剧。
除了书店，祠堂街还有表演新戏的剧场，是一个很时髦的地方。1931年，祠堂街出现了西蜀大舞台，1937年改名为天府大戏院，1939年又更名为新又新大戏院，成为传统川剧改革与创新的最大实验切尔诺贝利纪录片场，推动了近代戏剧的发展。1947年戏院改名为锦屏大戏院，1952年更名为四川电影院，位置就在祠堂街8号。
袁庭栋先生回忆到：“以前我在四川大学就读，还是个穷学生，虽常去学校礼堂看电影，但四川电影院会放一些其他地方没有的电影。那里的票分几个等级，甲等票1角5分钱，差点儿的票1角2分，我去那儿看了一场1角2分钱的电影。”
事实上，散布在祠堂街上的新潮机构数不胜数。不仅有著名的餐馆“努力餐”、中西结合的“聚丰园”等高档餐厅，还有当时最洋气的童装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这条街靠近人民公园那侧，还有很多平房，许多书店。”钟永平说，如今北侧的建筑群还保留着。
今天，在原四川电影院的顶楼，可俯瞰这一片区的所有建筑，不同年代的建筑高低错落，远远地能看到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钟永平解释说：“根据城区规划，这一片区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纪念碑，这对于想要建高楼搞开发的经营商来说，投资祠堂街很不划算。”正是因为这个“不划算”，这些建筑保留得较为完整。
《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
革命岁月的见证者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祠堂街是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中共中央南方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先后在此建立了7个支部及秘密联络点、交通站。如今，《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还伫立在这条街道的38号，默默地诉说着当年革命的激情岁月。
《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是一座三层砖木建筑，占地1440平方米，从上空俯瞰呈“回”字形，窗子形状和装饰都很别致。主楼和厢房间由木质楼梯连接，走在上面吱吱呀呀的声音，让人仿佛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旧址
袁庭栋介绍：“抗战八年期间，《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成为了成都范围内唯一和公众公开见面的窗口。”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办，据《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记载：“1938年3月12日，汉口《新华日报》在成都祠堂街设推销组，罗世文任主任。”同年4月，成都祠堂街设立分馆，附带开办书店，直到1947年3月。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都到此工作和视察，据说，二楼的某个房间就是周恩来住过的地方。
《新华日报》发展迅速，在一年之内，发行站就遍布成都周边10余个县，虽然仅仅有10多名员工，但发行量曾达到1000多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宣传抗日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如此，成都办事处的工作一再受到国民党的阻碍。据相关资料显示，国民党还暗中阻碍报纸的发行工作白丝魔理沙，派人殴打报丁、报童，纠集流氓闹事。虽然共产党员多以书店、报社为掩护，但还是引来了国民党特务山村奇人传。从《成都街巷志》中可以了解到，国民党特务常聚在祠堂街对面的一个茶楼上盯梢监视，为了找出目标，国民党特务有时还专门带着被捕者前来指认。

祠堂街38号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成了中国建设银行的宿舍，在楼后还建了一栋小楼，从小住在这里、现年50岁的曾先生对这栋老建筑很有感情。他的父母就是中国建设银行的职工，小时候，他和伙伴们常常在里面跑上跑下地玩儿。“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了革命大院。”他指着那面保存得最好的墙体说，“这栋楼的结构很好，以前整栋楼的风格和这堵墙一样，灰砖、红木，带条框的窗子，非常好看。”
1947年，在《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离之前，刚上高中的流沙河急忙前往，得到一本《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流沙河感慨地说：“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张采芹画室
四川美术的高峰期
据《成都美术志》记载，1949年以前，明确提到在祠堂街举办的画展就有15次，主要由著名画家张采芹操办、在祠堂街上成立的四川美术协会，其举办的画展实则多达80多次。祠堂街无疑是曾经的“美术中心”，如今在祠堂街10号的聚兴诚银行暨张采芹画室，是那一时期的见证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齐白石、谢无量等大批艺术家内迁四川。为接纳他们，1941年4月24日，四川美术协会在祠堂街成立，张采芹、罗文谟、林君默等9人担任协会“常务理事”，张采芹兼任总务一职。同时，张采芹兼职为聚兴诚银行祠堂街办事处主任，并在办事处楼上设置了自己的画室炼狱巫魔，这里成为最初美术协会办公、联络、接待、展览的地方。

张采芹
据统计，张采芹、黄君璧、丰子恺、张霞村、线云平、张大千、沈尹默等十多位画家都在这里开过画展。
出生于1933年的张思孝是张采芹的长子，那时他还是个不足10岁的孩子万宇豪，“我经常跟着父亲到聚兴诚银行办公室，看着他和徐悲鸿、张大千等好多名人聊天谈文艺，也谈时政。从小耳濡目染，看了太多的作品。虽然展厅不大，但看的人还是挺多。后来，他们把街对面的聚丰园买了下来，作为协会的会址，两个大的餐厅改成了展厅，当年协会的位置就在现在人民公园里的‘艺苑亭’。”艺苑亭里有四川美术协会故址纪念碑，前有马识途书写的字，后则是徐悲鸿为张采芹画的全身像。

祠堂街10号内部一楼客厅
祠堂街汇集了最优秀的书画作品。据《张大千全传》记载，1944年3月1日，“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就在四川美术协会礼堂开幕圣战士丹拜因。10日之后，四川美术协会又举行了首届美术节纪念大会，参加者有美协会员与来宾百余人。
为人仗义、古道热肠的张采芹，一边为书画展览出谋出力，一边还要为艺术家们的生活奔走。昼夜劳顿，事必躬亲刘灿梁，往往自掏腰包，这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佩，文人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展览震惊全国，他深为感激地说:“这次我的敦煌壁画展览得以在成都顺利进行和最终取得圆满成功，皆是多亏了采芹兄！”
广为流传的还有张采芹用十石米换回徐悲鸿《奔马图》的故事。徐悲鸿在祠堂街举办个人画展，展览结束后，《奔马图》却不知所踪。这下急坏了张采芹，他派人放出消息：恳请归还，许酬重金。果然真的有人送来纸条：昨日牵去徐悲鸿的马一匹，请拿五石米来换。

祠堂街10号老建筑外观
当时张采芹一月的工资才八斗米，而五石米则是五十斗米。一幅画在战乱年代实在无足轻重，而一斗米可能等于一条命。但在张采芹的眼中，《奔马图》的价值足抵千金，他没讨价还价，二话不说凑齐所需。结果对方又将酬金提高到了十石米，这简直就是天价。但张采芹仍然答应，最后东拼西借，将《奔马图》完璧归徐。
“一日，天气骤寒，我父亲见徐悲鸿衣履单薄，曾把一件毛衣脱下交与徐悲鸿修真位面商铺，时隔一年后，徐悲鸿又把毛衣还了回来，我妈妈把它拆了重新打了一件给我穿。”张思孝还回忆，“当然，画家都不只是在搞创作，身处战乱时期，他们也通过义卖来支持抗战。”
祠堂街作为一个美术中心，为流亡的画家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所，他们得以在此切磋文艺。四川美术以这条街为据点梁馨枰，得到了繁荣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保存并延续了中国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