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是如何达成的？-小诸葛论历史
斯大林通知我国：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便影响朝鲜问题的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反对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没有及时把苏联代表派回到联合国去，从而使美国得以操纵安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随着7月7日安理会通过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援助南朝鲜，美国出兵干涉朝鲜的战争行动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幕后支持北朝鲜进攻的苏联因此在外交上陷入困境。

朝战中，美军审问北朝鲜被俘的女性战士
从最初一个月左右的战争形势看，美国以及联合国军的加入似乎平并不是以阻挡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因此，斯大林最初仍旧全力支持北朝鲜把战争进行下去。但是，美军的介入毕竟使朝鲜战争出现了一个不可知的变数，因此，斯大林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政府“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战争发生意外时可以迅速“入朝作战”；一方面也开始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设法牵制美国，并努力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
7月13日，当印度驻苏联大使提议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时，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葛罗米柯最感兴趣的是，印度大使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却没有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去。这恰恰是苏联所希望的。因此，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基于这种情况，斯大林相信有必要让他的代表立刻返回联合国了。他正式通知中国领导人说，苏联代表要利用8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影响朝鲜问题的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反对。
8月，苏联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出任主席。他明确表示支持讨论朝鲜停战问题的建议，但前提是：第一，必须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及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第二，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半岛。同时，他要求撤销在苏联代表缺席时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作出的各项决议。中国政府这时也认为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是一个有利的时机。8月18日，周恩来就曾明确向莫斯科建议：可否考虑在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台湾国民党代表的问题。紧接着叶世荣打鼓，周恩来直接致电联合国领导人，要求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并要求谴责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及袭击东北地区。
不难想象，在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成员国已经就朝鲜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决议之后，苏联人的这些外交努力是很难奏效的。苏联代表就上述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议案，在安理会和9月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均遭到了否决。这期间取得的唯一一项外交进展，是安理会在9月29日通过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一项议案。但是，到这个时候，由于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战场的局势已经全面恶化了。斯大林不得不一面生力劝说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一面秘密指示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要他在设法提出和平方案的同时，通过私下的接触了解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当然，斯大林很清楚，在美国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之后，它是不会满足于把它的攻势停止在三八线上的。他并不真的指望美国人会要求停战。因此，苏联政府并没有提出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安理会接受来作为讨论基础的和平方案。它提出的主张是：朝鲜半岛的交战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由北朝鲜的最商会议和两朝鲜的国会作为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在联合同的监督下通过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而在莫斯科，斯大林明白地告诉周恩来和林彪：在目前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口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结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希望的，由于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对苏联的劝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上来，中国人被迫出兵援朝，鏖战两个月，总算把已经推进到鸭绿江边的美国人又赶回到三八线上去了。
从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把南朝鲜军残部连同增援的美军赶到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地区；到美国在三八线附近的仁川实施登陆作战，一举歼灭人民军主力，把金口成的余部赶到鸭绿江边；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把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因军重又赶回到三八线上，朝鲜战争战罢一个回合。这一个回合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双方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平手。因为南北朝鲜军力上的损失已不相上下，站在南朝鲜一边的所谓联合国军，与站在北朝鲜一边的志愿军。各自的损失也差不、了多少，而战线却回到它最初的起点上了。显然，朝鲜战争再度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是继续打下去，还是趁势把战争停下来?
斯大林认为志愿军应趁热打铁，但在外交上没有必要亮出自己的底牌，应当把和平的旗帜接过来
12月5日，眼看志愿军把美国人打得节节败退，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已经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频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事实上，还在得到印度等国停战呼吁之前，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就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这些问题的提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印度等国的呼吁，而是因为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态度。有消息说，维辛斯基也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12月5日，王稼祥在与葛罗米柯的谈话中委婉地提出了这两个问题。葛罗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趁热打铁”。紧接着，苏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莫斯科的答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他是希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去的。志愿军入朝之初，由于一向不曾与这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交过手，苏联援助的装备和空军的掩护一时又到不了，毛泽东最初对同美军作战很谨慎。而战斗展开之后，他已没有这种顾虑，歼敌的胃口也越来越大。11初，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他已开始提出一举歼灭美军四五个整师的战役设想来了。到11月中旬他给斯大林打电报时，更是信心十足地表示：只要再给敌人一两个较大的打击，我方就能够由防御转入进攻了。当然，毛泽东也设想过“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但当时谈判似乎早了点，因为他所希望的远不止一个简单的停战问题。
在深入讨论了印度等国关于停火问题的动议和苏联政府对停火问题的态度之后，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3点紧急召见苏联大使，说明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告诉罗申大使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印度、英国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询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打算答复如下：“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5．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指美、英、苏、法、中)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
在这里，中国方面想要进行什么样的谈判，通过这种谈判想要得到些什么，可以说一目了然。
上述条件可以说也是苏联所希望的。斯大林巴不得能够按照中国方面的条件来解决问题。但是．他很清楚，当时恐怕还不是发布这种哀的美顿书的时候。美国人并没有真正被打败，它怎么会接受中国人如此高的要求呢?与共和批托出自己的愿望，不如策略一些，做出愿意和解的样子，迫使美国暴露其战争罪魁的真相。因此，斯大林在转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是，至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底牌的时候”。因为这很可能被美国利用来打中立国家的耳光，并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为什么不接过和平的旗帜，逼美国出来表态呢？他提议，中国方面应该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但要求美国就此提出具体条件，把球踢回去。
12月9日，依照斯大林电报的精神，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此举使中立国家代表倍受鼓舞。经过紧张活动后，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1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很快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
但是，要停战，即使只表示赞同停战的意向，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要越过三八线。考虑到目前军事上出现的困难，这应该不失为一种策略。在8日，即志愿军占领平壤两天之后，彭德怀就曾致电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因为第二次战役部队减员甚大，汽车损失严重，兵员及物资补充都极端困难。苏联驻朝大使强烈主张继续南进，而彭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以便充分准备后，来年春天再战。
这个时候，不要说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就是像彭德怀那样提出暂时把攻势停在三八线上，都是相当困难的。北朝鲜人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这时的目标也都是要把美国从朝鲜半岛赶出去。虽然战争主要是靠中国人来打的，毛泽东有权决定怎么做，可是，只要停下来，哪怕只是暂时的，都会使自己受到盟友的指责。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态度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邪皇傻后。更何况三八线是南北朝鲜过去的分界线，在三八线停下来，难免会加强国际上把三八线视为固定分界线的看法，过于几个月再来突破它，政治上的影响可能更不佳。既然已经打到这一步，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再困难，也还是先过了三八线的好。
正在这时，毛泽东得知，美国正试图把“中国于涉朝鲜”案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意欲把中国推上被告席。这使得本来就对美国没有多少好感的毛泽东，更加怀疑有没有必要用停止进攻来显示自己的和平姿态。恰好这时又有情报称，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到日本和朝鲜前线视察后，认定美军没有组织长期防御的可能，因而已经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军作撤退准备聂慎儿，这无疑更激励了毛泽东要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去的决心。而斯大林这时发来的电报更坚定了他的信心。在这封电报里，斯大林在尖锐批评苏联大使的意见，支持彭德怀的军事部署的同时，明确肯定了毛泽东看法的正确性，同意说现在越过三八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提议为志愿军再提供2000辆汽车，以便解除彭德怀的后顾之忧。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打一仗，越过三八线。他告诉彭德怀等：“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因为“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到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为了表明自己毫不妥协的决心，毛泽东决定公开昭示自己的斗争目标，12月22日，就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之际，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否则决不停止战斗。
艾奇逊说：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那样我们的盟国就会清醒过来追随我们
第三次战役从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平均推进了100公里，几乎到了三七线阴约惊魂。这一局面再度使停战的呼声高涨起来。
还在1950年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一旦战线不守，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进攻似乎证实了他们的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明确讲，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不能不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尼心似水，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1月11日突然提出，并得到英国等国同意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作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实现停火；(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自吹自擂，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如果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接受联合国的这一提议，那么吃亏的肯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是因为，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时入朝的约40万志愿军作战部队，三次战役减员已近10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500公里，有400公里没有空军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不仅士兵疲惫不堪，而且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因此，刚一得知联合国的停火提议，彭德怀就立即意识到这是上个可利用的机会，因而主张接受停战。然而，毛泽东却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未必不清楚彭德怀建议的用意。与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停战也搞了不止一次，打了停，停了打，兵不厌诈嘛。问题是，敌人是不是还有还手之力?注意到第三次战役期间敌军撤退之迅速，他深信前此关于美军即将撤出朝鲜半岛的情报是准确的。在他看来，敌军已无还手之力，其下一步或者是“进行微弱抵抗，然后撤出朝鲜”，或者是“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既然如此，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是否还有必要与美国人就朝鲜的政治解决讨价还价?何况，联合国的五步方案固然对中国有利，但承认联合国有权依据它所制定的原则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以及承认联合国有权暂时管理朝鲜，对北朝鲜却未必有利。几天前因为彭德怀下令部队停止南追，北朝鲜领导人以及苏联大使就与彭德怀争执了几乎一天一夜，最后还是斯大林来电肯定了彭德怀决定的正确，才结束了这场争执。由此，毛泽东很容易想象到，一旦中国提出接受联合国停火方案，在中朝之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局面。因此，即使从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角度考虑，他也很难下决心接受这个停火方案。
在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之后，周恩来于1月1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明确拒绝这个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阎妮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再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
中国的拒绝正中美国下怀。尽管印度等中立国家看出周恩来电报所提条件与五步力案仍有某些可接近之处石川云子，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敷衍了。美国代表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与此同时，朝鲜美军也由退却而转入大规模进攻。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逆转。

朝战场面
斯大林警告说：不要拿美国人与蒋介石来类比，他们没有那样蠢，他们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还不具备一周以上的连续作战能力，利用这一弱点，抓住机会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多少意识到自己前此对战局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了。1951年3月1日，即在彭德怀赶回北京汇报了志愿军兵力及补给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之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明确讲到，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9个军减员10余万人，3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6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已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
斯大林还在美军进攻开始时，就明确表示过不应当放弃仁川和汉城的意见。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有关的。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最初斯大林坚持苏联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以后志愿军的战线向前延伸了，苏联空军也把它的掩护范围扩大到了清川江以北的朝鲜境内。可是，清川江以南还是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即使清川江以北，由于苏联人害怕让美国抓住苏联参战的证据，对飞行人员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空中掩护的效果也不理想。结果是，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不仅中国军队在前线几乎只能昼伏夜出，而且因为粮食弹药接济不上，作战只能打打停停。开始几仗美国人懵头懵脑，不习惯志愿军的作战方式，几仗过后已经明白过来，掌握了志愿军“礼拜攻势”(士兵身上只能背一个礼拜的粮食弹药)和“月夜攻势”(只能在有月亮的夜晚组织进攻)的规律，因而很快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明确提出，苏联空军应当把它们的机场移到朝鲜境内来，至少能够做到掩护平壤－在元山线以北的后方补给线，否则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即使中国的空军训练好了，能够参战，也因为在朝鲜境内没有空军掩护，机场随时修随时炸复方薄荷油滴鼻液，而没有办法飞到前线来协同步兵作战。
斯大林很清楚空中掩护的重要意义。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他接连就这一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一、同意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以便在前线的战役中运用它们”；二、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师的空防任务；三、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四、为确保苏联歼击机飞行员能够有充沛的体力进行频繁的空中作战，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机飞行员配备10个后备的飞行员；五、无偿为中国提供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从而使在苏联援助下建立起来的10个中国歼击机师全部成为富有战斗力的空军师。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坦率地承认，原先他们估计米格－9歼击机的性能比得过美英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在苏联空军与美国空军在北朝鲜上空交手后，他们发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如果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至于已经提供的米格－9歼击机，“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用处要比对我们大得多，因此，我们决定将它们也留给你们，……以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的援助的回报。”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同意紧急为中国方面再提供6000辆汽车，以满足志愿军后勤的迫切需要。
根据3月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可知，他在谈到朝鲜战争可能长期化的问题时，主要看到的是志愿军运力薄弱、前线兵力不足，以及敌人火力上占有优势。但现在看来，这几种情况都有迅速改观的可能。比如，由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进入北朝鲜作战，和进一步提供6000辆汽车，运输补给问题有望得到改善。由于第3、第19兵团等先后入朝，第二次战役中严重减员的第9兵团业已补充休整完毕，可以替换前线那些过于疲惫的部队，兵力上的不足也有望解决。由于苏联援助的37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陆续到达，新开进部队的装备已较先进，再加上用苏联火炮组建的4个炮兵师和4个高射炮师均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已增至6000多门，火力上的劣势也在扭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仍旧抱定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并据此方针决心用战争解决问题。甚至因注意到各方面条件正在改观，毛泽东对于4月初斯大林来电提出为中国追加1951年军事贷款额和提供更多装备的建议，也不那么重视了。毛泽东寄希望一战决定朝鲜战争的长短。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朝鲜战争还是应当“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结果，第五次战役的目标从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不仅敌人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撤，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也以解放战争打蒋介石的例子，来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每次作战的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而战场的选择，如果三八线以南敌人防线强固，不妨放到北面打，只须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线就可以了。
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进退、穿插、迂回，运动作战，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战法，也是他打败蒋介石的法宝。但这是在朝鲜，面对的是美国人，有了人民军惨败的经历后，北朝鲜人李妍智，甚至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刚刚从志愿军的胜利中增强了与美国对抗的信心，而很难接受志愿军后撒的现实，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何况，志愿军再退一步，背后就是北朝鲜首都平壤。因此，斯大林不能不出面干预毛泽东的战术了。他特别提醒毛泽东，切勿拿美军与蒋介石的军队来类比，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愚蠢，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仅丢了平壤会严重影响北朝鲜的士气，而且你们在前线后方也没有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建立起自己的防线；一旦那样，志愿军转入进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斯大林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考虑到志愿军在前线后方确实没有构筑强固的防御阵地，一旦被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插入后方将十分危险，毛泽东转而致电彭德怀，要他务必要在守住第五次战役开始时的防线的基础上来打小歼灭战，同时要加紧在这条防线以北另外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以防万一。
但是，志愿军还没有来得及抽调预备队构筑防线，美军就已开始大举反击。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整个战役再度受挫，且损失严重。不仅志愿军的战线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战役发动时平均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两个军被敌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师，即第3兵团60军180师未能归还建制。仅此一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
斯大林说：为什么要停战?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国内的压力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他们
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志愿军一时还没有力量把美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帮助北朝鲜实现它的统一计划。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前线局势时，就已经注意到，开战时的那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原想靠多兵取胜，结果130万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实际作战力量并没有加强，相反补给更加困难。而由于战场越来越小，道路狭窄，前线也用不了那么多部队，多了反而施展不开，到处挤成一团，成了敌人飞机和大炮轰击的靶子。面对这种情况，与会者已经提出应当力争在三八线上停下来的意见了，因为多数人已经看出，再打下去短期内不可能解决问题，长期拖下去财政也承受不起了。
6月2日，毛泽东得到通报称，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南5月31日曾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拐弯抹角地表示美国希望在联合国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方面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显然，军事上的僵持局面和党内的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考虑这一新的情况。但在尚未得知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之前，他这时对是否应当在三八线上停下来还颇为踌躇。在6月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他只字未提是否应当考虑停战的问题。他在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之后，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势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怕是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
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失去彻底战胜美国人的信心。他在5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他鼓励毛泽东说，你们目前遇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要按照目前计划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加强敌后游击队的活动，进一步装备新的大炮和其他武器，情况就会改善。他说他感到奇怪的是：来电抱怨大炮和反坦克武器少，而两个月前我就已经通知您，我们今年可以提供给您新的大炮和其他武器，为什么始终没有收到您的订单?在他看来，目前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已出现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他确信，只有努力再打好一仗才可以提高士气，并为志愿军下一步实行有效的消耗战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就在斯大林来电的同时，毛泽东与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也已得到了有关美国有意谈判的情况通报。经过这两次战役，他已看出短期内再不存在解放南朝鲜的可能性，因而也倾向于赞同停战了。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终于开始考虑要不要停战的问题。他在5日傍晚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第一次在电报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寻求停战的意向。在9日的电报里，他通知斯大林说，高岗此行准备报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想法。
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听取了高岗和金日成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的汇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清订货单，和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并告诉高岗说，志愿军的装备与敌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然而，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显得十分不安。他有些激动地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在会谈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简单地提到了一句：“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斯大林的答复，使毛泽东很快下了决心。他一收到电报当天就致电高岗和金日成，要他们与斯大林协商争取停战的办法。毛泽东表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停战，很容易被敌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即使能够淡判，中朝方面也必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毛泽东显然主张苏联利用这个机会促成谈判。
严格地说，美国确定谋求朝鲜停战的方针要早于中国方面。还在4月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得出结论：“‘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作出的决定：争取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5月3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命令给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要求他在努力使中朝军队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争取“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凯南会见马立克就是美国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6月23日，经过斯大林的批准，马立克利用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机会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25日，中美双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紧接着，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前线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谈判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确定以位于双方军事接触线中朝一侧的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随后，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斯大林说：想要继续谈判的是美国，不是我们。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
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具体谈判起来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提出过高的条件，必使谈判陷入僵局；主动进行退让，又难免给对方造成错觉，从而步步进逼；使自己陷于被动。因此，从一开始，毛泽东就频繁地与斯大林通电，交换对谈判方针和具体对策的看法，甚至明确主张由斯大林“亲自主持谈判”。但斯大林拒绝了，声称：“这是不可想象的和没有必要的。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
根据协商，经过斯大林同意，由毛泽东最后拟定的中朝方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包括以下几点：
(一)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二)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拉拉爱英文版。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
(四)在停止军事行动后3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所有外国军队在3个月内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的难民在4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
从上遵条件可以看出，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因为还在凯南与马立克会谈时，他就明确表示了美国反对将这些问题列入谈判内容的立场。而现实的军事形势，也不容许中国为此与美国讨价还价。比较1951年1月13日美国曾经投票赞同过的那个五步方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谈判条件，也还是不足以让美国人接受它。难民问题不用说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怀疑美国人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被中、朝、苏方面视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的两条，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美国方面也不答应。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作出让步。就撤退所有外国军队问题争论一周后，毛泽东即明确提议：“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上我们目前也没有这个实力。金日成也表示，只要各自军队能够从三八线后撤10英里，可以暂时放弃这一要求。而后就是以三八线为界的问题了。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整整争论了一个月。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远远多于中朝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美方不仅不肯以三八线为界，甚至还提出什么“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后撤，来划定军事缓冲区的界限。
考虑到“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不可能让步，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谈判代表团在双方相持不下一个月后即明确提出，为避免谈判破裂，“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不再为三八线而进行斗争”。但斯大林最初对这种让步感到担心，并且明确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邀请中立国家代表介入谈判，以制约美国的意见。他再三强调：应该“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谈判”，而不是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将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这是示弱的表现，“没有任何好处”。结果，停战谈判终于8月23日被迫中断。
双方军队重新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激烈较量之后，美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又推进了两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因此，新一轮谈判于10月25日重又开始，只不过谈判地点按照美国人的要求，移到位于双方实际接触线中间的板门店去了。谈判继续围绕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争论，但中朝方面已经决定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要求，主张“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斯大林在提醒中朝方面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的同时，也转而同意“采取灵活战术”。最终，谈判双方在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妥协。
斯大林说：毛泽东是对的，对美国人必须强硬。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随后的谈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战俘问题上。本来龙趸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人很难对此捉出异议”。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11．2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眼看在其他问题上占不到多少便宜，美国方面极力想利用战俘问题，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所受到的挫折捞回一些面子。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插手其间，想在反共宣传上或充实军力上为自己捞一些好处。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谈判复杂化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种局面给北朝鲜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美国在陆地上的进攻虽然屡屡受挫，但由于战争没有结束，美国空军仍可对北朝鲜狂轰滥炸。因此，当1952年7月13日美国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7万人增加到8．3万人之后，中、朝、苏三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磋商。
7月14日，金日成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6000多人。但是，毛泽东于第二天告诉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迫使敌人让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对于朝鲜方面的困难，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与金日成对美国提议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来8月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问题出在美国人同意遣返的8．3万人中，7．6万人是朝籍战俘，中国战俘只有6400人，这还不到中国被俘人数的三分之一。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
对此，斯大林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四大癫王。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也强调：“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建议：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马瑞拉，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
战俘问题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这种情况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才得以改变。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2月22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既然苏联也持如此态度，毛泽东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很快，中国公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又经过了一系列的交涉，双方终于就战俘问题于6月8日达成妥协。战俘问题基本解决后，朝鲜停战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到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芗芗，朝鲜战争总算是结束了。
必须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条件下来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正如志愿军1953年7月13日取得金城战役胜利后克拉克所承认的，这个时候志愿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它的后勤、空防和火力状况，它能够随时集中起足够的部队，“在它所希望的地点和时间突破我们的防线”。毛泽东甚至确信部队已经具备了重新夺取汉城的能力。因此，几十年后彭德怀还在惋惜：“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当然，最让中国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苏联的干预，中国方面在战俘问题上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最后只得到了7110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损害了新中国的政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