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唐以前的“五月五日”（下）-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学会
编者按：这是唐以前的“五月五日”下集，文多图少，敬请各位网友读者慢慢阅读。
二、五月五日與端午節
虽然古时部分人把五月五日与寒食节连系上来，但一般人仍以此日为端午。据《初学记》引《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注云：‘端，始也，谓五月五日。’”（《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五月五日》，中华书局，1962年），《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引文略异，写作“端五”而非“端午”（《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五月五日》），按“端，始也”，“端五”义为第一个五，五月五日刚好是首个五月的第五日。
但这天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日子，恐怕有着更复杂的原因。首先，这天被人与屈原投江联系上来。据《初学记》所引各书，当天有不少活动和物品，包括烹鹜、糉子、五色丝、蹋百草、采术、采似人之艾悬屋上、竞渡、祭屈、祠陈、赤符、浴兰等，并有不应盖屋和曝晒荐席等忌讳。后人认为其中几项活动和物品与屈原有关，如“祭屈”明显就是祭祀屈原。另外糉子、五色丝、竞渡也与屈原扯上关系。据《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于是人们投贮米竹筒于水以祭之，这后来发展成用五色丝和楝叶来包的糉子（吴均《续齐谐记》，中华书局，1985年）。《风俗通义》则虽记五色丝与屈原有关，但说这是系于臀上而非缚糉子的（《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也记俗人传说这天竞渡起源为屈原投江那天，当地百姓“并命将舟楫以拯之，至今为俗”。“浴兰”也与屈原有关，屈原《九歌?云中君》便有句“浴兰汤兮沐芳华”（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但所谓屈原与端午的关系，可能只是后人附会，如《隋书》也记荆州人相传“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望日为十五日而非五日（《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荆州?熙平郡》，中华书局，1973年）。《荆楚岁时记》则认为人们吃糭子是在夏至而非端午，同书又举竞渡来源的另外两个版本，例如从《曹娥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而说“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又引《越地传》记有人说是此俗“起于越王勾践”。而屈原虽记有浴兰的活动，但这应是他引用当时已有的风俗，《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五月五日》引《大戴礼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古人一般认为五月五日乃不祥之日。《月令》谓仲夏为“阴阳争，死生分”（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一六《月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而五月刚好为仲夏，故《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这月的午(五)日更为特别，甚至会出现怪异：如《太平御覽》卷三一《時序部十六?五月五日》引《水经注》记北魏正光元年此日出现“自池中鎗铭，若钲鼓声，池水惊而沸，须臾雷电晦冥，有五色蛇，池上属于天”的异象。此日也与死亡有关，除了屈原，据《艺文类聚》引《会稽典录》，有名叫曹娥的会稽上虞女子，其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十分伤心，几天后“遂投江而死”。
据说这天出生的孩子十分不祥，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风俗通义》记：“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亦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论衡校释》卷二三《四讳》，中华书局，1990年）。不少家长更可能弃养这天生下的孩子，如战国时田文生于此日，其父田婴便以“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告文母“勿举也”（《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西京杂记》中的王凤、《孝子传》中的纪迈、《宋书》中的王镇恶和《世说新语》记胡广（引自《太平御览》三一卷《时序部十六?五月五日》）均以此日生，而遭其父母弃养或动过弃养的念头。但这几人后来在功名或德行有所成就，后世遂渐不以这天出生为不祥，如《旧唐书》记崔明信“五月五日正中时生”，隋太史良以“五月为火，火为离，离为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反而认为“此儿必文藻焕烂”（《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上?崔信明传》，中华书局，1975年）。
这天还有不少现代人也许觉得稀奇古怪的禁忌，例如据《风俗通义》记“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引自《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异苑》又记载“新野庾寔妻毛氏，尝于五月五日曝荐席，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上卧吴必胜，惊怛便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传仲夏忌移床”（《异苑》卷四，中华书局，1996年），可见人们认为这天盖屋和曝晒荐席会招致不幸。《金匮要略》则警告此日“勿食一切生菜”，否则有“发百病”之虞（张仲景著、高学山注《高注金匮要略》，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葛洪《肘后备急方》亦云此日午时：“合忌鸡、犬、妇人见”（卷三《治寒热诸疟方》，商务印书馆，1955年）。
五色丝（取自网络）
正因这天不祥，故此日不少活动均与去毒除恶有关。《荆楚岁时记》引裴玄《新语》便记端午日蹋百草、采似人之艾悬屋上都是为“攘毒气”，又谓“五月五日，集五彩缯，谓之辟兵”；《风俗通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益人命”（《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五月五日》）；《后汉书?礼仪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中华书局，1965年），可见五色丝也用于辟邪。这天人们也会作药符来除毒。据《大戴礼记?夏小正》，“此月(五月)蓄药，以蠲除毒气”（引自《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五月五日》）。《四民月令》:“是(五)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诸，廿合创药；及东行蝼蛄。......治产妇难生，儿衣不出”（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据《抱朴子》，蟾蜍还可制具神奇效用的仙药：“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说五月五日以“蒜一片，去皮，中破之，刀割，合容巴豆一枚，去心皮，纳蒜中，令合。以竹挟以火炙之，取可热，捣为三丸。未发前服一丸。不止，复与一丸”，意谓可制治疟病的药。
也有人以一些符咒仪式来辟邪，如《抱朴子》记可以“作赤灵符，著心前”来达至“辟五兵”的效果（《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一五《杂应》，中华书局，1988年）。《初学记》卷三十《鸟部?鸡第三》引《论墓书》指人们会在这天放生白鸡:“养白鸡，令识其主声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彩长五寸，系鸡颈，将鸡于名山。放鸡着山，仰头咒曰：‘必存鸣晨，鸡心开悟。’”这天浴兰的习俗也涉及辟邪，据《神农本草经》：“兰草……杀蛊毒，辟不祥”（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卷二《兰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可见五月五日的活动，的确不少与辟邪避凶有关。许秋汉
三、五月五日与夏至
正如《荆楚岁时记》把糉子划入夏至的活动，五月五日与夏至的关系也自然密切。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其按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决定，故没有划定为农历的哪一天，但基本在五月，有时甚至是五月五日。而《玉烛宝典》引《风土记》云“仲夏端五……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先此二节一日”（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和引《风俗通义》“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更提醒当时的人端午与夏至同样重要，也许甚至就是同一日。
端午节的内容也与夏至相似。端午不祥，夏至也断非吉日，据《独断》：“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不少端午用来辟邪的活动也在夏至举行，据《风俗通》：“夏至着五彩，辟兵，题曰游光厉鬼，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辟五兵也”，可见人们在夏至亦系五色丝，而据《宋书》卷五《文帝紀》元嘉四年：“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可见这活动到刘宋时才被禁断。而《后汉书?礼仪志》：“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则认为在夏至和五月五日都用朱索五色印，而这两节也似为同一日。另《荆楚岁时记》记夏至：“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也与端午采药制药的活动相似。因此五月五日与夏至也有关系，甚至可能端午、夏至两节最初为一，只是后来作出区分，端午节定在历法上的五月五日，而夏至仍按照节气来定。
四、结论
农历五月五日，在古代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远远超过今人一般的想象，其不单是端午节，活动不单有糉子、竞渡，还有蹋百草、制符造药等，而且这天虽被后人附会与屈原有关，但更多的是在于人们相信这天不祥，而发展出一些辟邪避凶的活动。再者，五月五日也不单只是端午节，在古代其甚至与寒食节、夏至有关。可见在古代中国，五月五日确具丰富内涵，是人们极为重要的一天。
本文作者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为本会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