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土地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美文》2018年01期-美文杂志
2018年01期《美文》封面/封底


土地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文 | 熊召政
美国人亨利·富兰克弗特写过一本书叫《王权与神祗》，他论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原始君主制，引用了一首诗：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蛇，没有蝎子……
没有狮子，没有野狗，没有狼，
没有害怕，没有恐怖，
人类没有敌对。
在那些日子里，土地舒布尔（东方）……
不整合的苏美尔（南方），“王权赦免”的土地，
乌里（北方），土地有需要的一切，
土地马尔图（西方），安然休息，
整个宇宙，人们和谐地
用一种语言赞美恩利尔。
这个恩利尔就是北非的诸神之王万妮达胸围，国家神。同我们中国的土地菩萨很相像，是主管大地的。诗上说到的舒布尔、苏美尔、马尔图和乌里，是美索不达米亚语的音译，意为东南西北，就是所有地方的土地，都在涵养着我们，给了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这首诗虽然赞扬的是北非国家神恩利尔，其实也是赞美土地。土地有我们需要的一切，道出了土地与我们的关系，土地给我们的一切以及土地所衍生出来的一些令我们激动、令我们向往、也令我们思考的话题。
第一，土地与文化。
在中国的《诗经》里面，关于土地的诗数量不少，最著名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人的观点：土地就是国家，土与王并列。土指的是国家的疆域、大地朴健泰，王是主宰大地的统治者，没有土就没有王，因为有土，我们的王才存在，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存在。国家存在的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土与王。中国的土地神，通常老百姓喊作土地老爷，也叫土地菩萨、城隍菩萨，这个城隍菩萨就是中国的国家级的土地神。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以后做了三件事情，每个县修一所县学，一座孔庙，一座城隍庙。这三样建筑用今天的话讲，是公共文化设施，都是国家财政拿钱修的，城隍庙就是土地菩萨。所以他把这个城隍菩萨奉列为国家祭祀的高度。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地方的城隍庙没有了，但有的地方的城隍庙还在，却没有祭祀了。明代的城隍庙留存到现在的还有几座，但已经成了古迹，失去了供奉。上海的老城隍庙那个地方的商业很发达，可就是城隍菩萨没有了。明代以来，除了国家祭祀规定的这种一县一座的城隍庙，全国各地的小土地庙随处可见。我的老家在湖北英山县，几乎每一个村都有一座小土地庙。
除了这些府、州、县成建制的各级城隍庙以外，像三山五岳、大江大河都有城隍庙，如东岳城隍庙、南岳城隍庙、北岳城隍庙、西岳城隍庙。我们国家有那么多部委，你说哪一个部里面专门有一个菩萨来保佑他们呢？就是我们的国土部门，保护国家土地的神就叫城隍菩萨。
以上所说，可以证明中国古人对土地的崇拜和祭祀，放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比较，也是最突出的。我们古代的皇帝登基都有告天告地的仪式，他要告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是奉天承运到这儿来管理这片地方的。如果这个程序不到堂，那皇帝就没有合法性了。所以从汉代开始，朝廷修筑这样的祭祀建筑，北京现存的地坛公园、天坛公园是明代永乐皇帝修的，如今是景点，已失去祭祀功能了。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各有其源头，但是土地崇拜却是相通的。英语称祖国为motherland，是由母亲和土地两个词汇组成。母亲是繁衍的神，我们的母亲都是神，大地是养护我们的神，所以有了母亲和土地，我们就有了祖国，有了故乡。中国和英语国家对祖国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凡是繁衍过我们文明、文化的，我们通通称之为母亲。比如长江、我们叫母亲河，黄河我们也叫母亲河。我们称泰山为祖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山，是山之祖。北方少数民族习惯封山神，如契丹人称辽东的医巫闾山是他们的祖山，女真人称长白山是他们的祖山许允丑妻，鲜卑人称大兴安岭是他们的祖山。汉武帝在他辽阔的疆域内封五岳，当时他没有到湖南这些地方，便把南岳封在皖西潜山境内的天柱山。一直到了隋代以后才将南岳移到现在湖南的衡山。既有五岳，便有五岳之神，这就是五岳城隍庙的来源，且它们都被纳入了国家祭祀的范围。
土地崇拜在《周礼》与《易经》中都有体现。周文王在河南羑里坐牢的时候，发明了易经，这个易经“六十四卦”里面的第一卦就是天，乾卦。第二卦就是地，坤卦。再加上人，“天地人”三才组成了世间的万物。所以这个乾卦的爻辞一开头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日月运行不止精神比喻君子的进取精神。在坤卦的爻辞中，一开篇就说“地势坤，厚德载物老曹爱拍。”大地是什么都能承载的，以地配德以天配道，道就是日月经行的道，地是养育万物的德。
所以老子写的《道德经》就是根据天地的运行规律而选取了“道德”二字，成为中国最玄妙的一部哲学著作。对天和地的赞美，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种渴望，或者说一种文化自觉，我们要和天地沟通，天人要合一。这个观点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贡献。“道德”一词就是天地交泰。大家去看故宫，皇帝居住的地方叫乾清宫，皇后住的地方叫坤宁宫。皇帝和皇后住的两宫之间还有一个殿，叫交泰殿，就是男女合一的地方。这种设置是根据古人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而产生的。这种中国哲学观，就是土地带给我们的思维与文化。天为乾，地为坤；男人为乾，女人为坤。清代的慈禧太后在当妃子的时候，住在翊坤宫，她当时写了一块牌匾，就挂在翊坤宫的门口，叫“有容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可稍作解释：慈禧太后以坤自喻。天为阳，皇帝是天的代表；地为阴，女人是地的代表。地是要做有容乃大的，这个有容乃大的典故，出自周朝时候的《书·君陈》，其中有这样一句：“必有忍，而后有济，有容，德乃大。”你没有成功的时候，要学会忍。大地就是忍，比如在冬天，暴风雪把大地全都给冻住了、盖住了，长不了庄稼也开不了花，大地唯有的方法就是“忍”，等到春暖花开那一天，大地就能化育万物。
春雷响了，东风化雨，这个时候大地就可以用生长出来的庄稼和万物哺育人间，这就叫“济”。没有忍就没有济，有忍有济就证明你这个人宰相肚里能撑船，容量很大，你能宽容包容一切。凡事能宽容包容到极致的人，他的道德都是至高无上的。从慈禧太后年轻时写的这块匾，大家可以看出慈禧太后日后能够垂帘听政，还是从忍到济的。这块匾既是慈禧太后对女人的理解，也是她对土地的理解，忍、济、容、德这四个字，就是大地的品格，土地的品格秋本丽子。
所以说德的最大的含义就是包容，没有什么东西大地不能包容。四川“5.12”大地震，几乎是毁灭性的。大地承受了这个灾难，然后它慢慢地修复自己，把这片土地重新变成人们能够安居的家园。张葳葳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生态这么坏，人类的过度开发使大地承受了巨大的生态灾难，但大地依然沉默不言，它在等待人们的觉醒呢。所以说我们的大地是忍世上难忍之事，济天下可济之人。佛家所塑造的弥勒佛，就是大地的品格。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很多道家和儒家的观念，这个包容就是儒家对大地的理解，它与佛家的慈悲并存。一个足够优秀的人首先要学习天，像它那样自强不息，其次就是像大地一样包容万物。道法自然就是以天地为师，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我们的包容心、慈悲心和大悲心。
第二，土地与政治。
谈论土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中国历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信仰、典章制度，每一个方面的发展与制定都与土地息息相关。我们谈到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封建制改为郡县制。说到底，这个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就是对土地管理模式的改变。
大家都认为郡县制是秦国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但是最早产生这一制度的是楚国。楚国率先更改了周朝建立的封建制，只不过秦统一中国之后，将郡县制进一步推广并制度化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封建制与封建时代的关系。理论界对封建时代的判定一直有很大的分歧。冯天瑜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封建考论》这部著作，对封建社会的研究目前在中国是最具权威的。“封”最早的写法是“”，两双手捧着一棵树。我认为这两双手就好比是一男一女灵异第五科，夫妻共同养育了一棵树，这就叫封。这个最早出现在青铜器铭文上面的“封”字就是这样的。冯先生在《封建考论》里面就对封字做了判别和解释，他说“封”就是堆土植树、划分田界的意思，进而引申为帝王将土地封赐给亲戚功臣做领地、食邑。
皇帝分封土地给他的儿孙、功臣这些人，就叫封建。封就是分划土地，建就是建立国家。周朝推行的就是封建制，在那时候，天下只有天子和诸侯。天子名义上是天下的主宰，但是每一位诸侯都有自己的朝廷，有自己的货币和军队，这实际上是邦联式国家。发展到后来，多数诸侯挟权自重，不服从中央政权，以致发生了数百年的春秋战国之乱。这种分封诸侯的方法就叫封建制。秦以后，为解决这一体制上的弊病，便吸收楚国改封邑为县治的经验天下3外挂，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但是，皇帝给自己的儿子、亲属及功臣封赠土地的做法并没有废除，但是这些王侯国戚到了地方后不能干涉地方行政。所以，汉以后的分封并不是周朝的封建制。
周朝的封建是封国，后世的封建叫封地。这两者间的差别很大。以明朝的朱元璋为例，他把二十五个儿子封到全国各地，皇帝的儿子封为亲王，其土地的获有量是定额的；亲王生的儿子叫郡王，郡王也有封地，土地会少很多；郡王的儿子叫县主，分封的土地就更少了。县主以下就没有什么封地了。所以说，世袭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几乎是四世而竭。我们湖北枣阳出了一个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汉景帝的六世孙，到他一代虽然仍是皇室血统，但并不能得到分封的土地了。
天下土地的管理权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这在中国永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周朝的封建制，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在诸侯，也就是说在地方。天下赋税是跟着土地走的。汉朝的刘邦开基之后，在土地问题上他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依然是分封，他封了很多藩王；另外一条腿是实行郡县制，由政府来管理土地。但不到半个世纪，藩王拥有大片土地且不断兼并，一个个富可敌国。天下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在这些藩王手里，有钱有势他们就犯上作乱，对抗朝廷。所以，文景之治就是平定藩王之乱。
通过以上事例，就知道土地与政治联系得多么紧密。中国的改革家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其分别推行的井田制、青苗法与一条鞭法，都与土地有关。三十多年前小平同志推行的改革也是从安徽小岗村土地改革开始的。一切改革从土地开始，这在中国政治中带有规律性，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党1921年成立以后喊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也是做土地的文章。每一次革命，每一次改革，有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土地大量囤积在少数的土豪手上，许多农民变成了没有土地的无业游民。解决游民的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留在土地上。留在土地上的方法就是让耕者有其田。朱元璋当年就是一个失去土地的无业游民，所以他当了皇帝就非常关注“三农”问题，他规定每一户农民的家前面必须有个水塘，屋后及两边要栽种三十棵橘树三十棵桃树，山上还要种桐子树，目的就是榨油解决照明等问题。朱元璋就是不让农民失去土地，而且还要有可耕种的土地里库拉。当年共产党提出“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当红军的积极性。那时说革命的远大目标其实就是参加革命人的切身利益。没有这个口号，我们没有今天的新中国。
有一年我到大别山的一条深山沟里面去，看到土砖房剥落的泥墙上还写着20世纪30年代留存下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这个口号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现在还留在这儿作为历史的见证。由此可见，凡是最容易激动人心激励民意的口号，一定是非常简洁的。你搞那么多新口号新思想，老百姓都听不懂，他们没有读过什么硕士博士，哪有耐心听你那些高深的理论啊？你必须说一些他一听就明白的话，他才能立刻就判断出跟不跟着你干。没有田地的人你说给他分田地，他肯定会跟着你走。所以说，共产党提这个口号是深得民心的。
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他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像共产党那样搞土改。他一到台湾就任命陈诚，让其到台南搞土改试点。于是，台湾在50年代，也像大陆一样搞了一次土改，这一举措让国民党在台湾站住了脚。一直到今天，台南的农民都是“耕者有其田”，台湾的家庭农场搞得好，这应该是土改后可以看得见的巨大成果。
台湾的家庭农场，一家一品。我在台南走访了十几家家庭农场，有种生姜的、种丝瓜的、种茶的、种兰花的，几乎每一家种植一种经济作物，每一种都能开发出几十种产品。土地在台湾农民手中，写出了新的史诗。从当年的陈诚“分田分地真忙”到今天遍地的台湾家庭农场，这几十年台湾农业做得很好。而我们从小岗村开始的农村联产责任制到今天也有近40年了，可是，我们很多的田地都荒芜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农民工蜂拥进城而把自己的田园抛弃。陶渊明哀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今日不归的农民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就得研究。为什么台湾的农民不进城？我们的农民一定要进城？这是我们几十年推行发展途径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就地现代化和入城现代化，这是台湾和大陆的差距。换句话说，就是对土地认知的差异，城市的赞美诗和土地的赞美诗是两种不同的追求。我们选择了城市的赞美诗，所有的资源、公共文化设施都在城市集中，这种模式就形成了渴望现代化的农民们大量进城。你在那儿大声疾呼要留住“乡愁”，农民们一窝蜂地要跑步来到通邑大都享受“城愁”。这就是就地现代化与进城现代化的差别。现在，国家又提出建设特色小镇，我认为这个开头是好的，是让农民就地现代化。
第三，土地与财政。
首先说土地公有制。说到财政，土地公有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问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有哪些贡献？我说郡县制是一个，文官制科举制是一个。科举制是国家发现人才选拔人才的利器，并由此产生了文官制度，这个文官制度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第四可能西方还不太承认，这个制度就叫公有制。郡县制、文官制、科举制以及我们当下的公有制，是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四大贡献。当然，公有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推行才六十多年，还不是很完善，但只要坚持探讨、摸索，一旦试验成功了，会对世界的制度文明产生一个积极的贡献。我们说集中精力办大事，若不是公有制，就很难集中精力办大事。公有制首先是土地公有制，放在中国历史中来看，公有制可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国家管控土地的制度，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当时朝代是北魏，鲜卑人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出来，花了六百年时间越过呼伦贝尔草原，到了和林格尔这个地方，建立北魏政权，八十年后又迁都到大同，然后又从大同迁到洛阳，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土地公有制就是北魏的拓跋氏政权创立的。
怎么创立的呢？因为当时的北方在经历长期的战乱以后，闲田很多，就下令把所有的田地全部收归由朝廷掌管，然后根据需要分配田地。在朝廷统治下的每个人，只要一生下来就会分得一块田——这块田是要你养活自己的，从你拥有这块田地那天开始，你就得向国家交税。一直到你死了去销户，交税才能终止。朝廷又把收回的田地再分给出生的人。朝廷的运转就靠每人一份的田赋。
北魏开创的这种制度，唐、宋两朝都仿效，而且调适得更合理。南宋之后，这个制度便不再坚持了。但国家赋税主要依靠土地来供给，却是从未改变。前面说过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对土地政策非常敏感。我写的历史小说《张居正》里面有一段写“鱼鳞册”。什么叫鱼鳞册呢？就是全国每一户人家的地契。在历朝历代，明朝的地契最为完备。全国各府、州、县每户人家有多少土地，界桩有多少根林竞业，在东南西北的每个方位，全部勘定划注清楚。而且，一县一存，全部护送到户部统一管理。朱元璋对勘定土地的事很是上心，全国所有的地契放在一起保管，又不能受潮又不能让老鼠咬了，你们说那要多大的仓库啊！朱元璋将这个巨大的仓库区建在玄武湖旁边的后湖，让那里成为中央土地证管理中心，派重兵把守。明代人有户籍，地有地契，人与地的管理是中国最完善的。
尽管最完善，但明中期以后，土地问题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天底下的不法之徒就是有办法钻政策的空子，让自己的田地不交税或少交税。张居正的改革，首先就是从清查土地的腐败开始。他首先清查的，就是皇亲国戚的子粒田。子粒田是什么？就是皇帝赏赐给皇亲国戚的田庄。按朝廷规定子粒田是免缴赋税的。哪种田地免缴或少缴税，朝廷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各级衙门的官田，为解决官员的待遇问题；学田，解决这个学校生源的学费；庙田，是为了让寺庙和尚有饭吃。当时免税的田地有好多种，于是就有人打起这类田地的主意，千方百计将自己名下的田改成免税的，腐败就由此产生了。张居正是个没有当过一天县令，没有做过一天地方行政长官的人，但长期研究政治，懂得朝廷的弊政是如何产生的。他一出任首辅就推行万历新政。当时朝廷经济已接近崩溃，要让财政重新强大，就绕不过土地腐败问题。擒贼先擒王，清除土地腐败，他首先拿子粒田开刀。他第一个找的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希望她名下的子粒田带头交税。李太后为儿子计，她是支持张居正改革的，她带头响应张居正的子粒田征税的措施。由于有李太后的支持，虽然子粒田因征税受到王公国戚势豪大户的强烈反对，但还是推行了下来。在京城推行之后，这项改革便在全国展开何佩儿。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叫“一条鞭法”。实行这样的改革，首先要清丈田亩，这是他的“万历新政”的核心，也是啃硬骨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势豪大户的兼并和侵占，全国隐瞒不报的土地很多很多。在清丈田亩的过程中，势豪大户抵制的方法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张居正花了三年时间，还是把这项工作完成了。通过这次清丈田亩，仅京津冀地区就多了四百多万公顷的土地，加上那些过去不交税现在也要交税的一千多万公顷的子粒田，朝廷的税赋收入一下子高出很多倍。政府一下子变得很有钱了。明史这样评价张居正，说他死后“太仓粟可支十年”，就是说，十年全国人民不干活，也照样有饭吃，这可是了不起的功劳。
张居正改革的成功，就是土地财政的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增强。但他改革也得罪了不少人。后世学者也有不少人对他垢病，说他“怙权自用”。他若不怙权自用，铁面无私，改革是绝不能成功的。
第四，土地与风俗。
屈原的楚辞里面有一篇《招魂》，描绘的都是中国大地的形状，根据这样的地形，加上气候、生态等因素，就构成了中国人特定的生活习惯与风俗。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敬天法地，什么时候祭天，什么时候祭地，什么时候祭龙神，什么时候敬山神等等，各种史书都有详细的记载。祭神是风俗的一种，南北朝时，出了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记录的就是湖北的风俗。各地的农耕方式不同，风俗也就不同。国有国俗，民有民俗，各不相同。从汉代开始，每年过了元宵节，皇帝就会举行一个仪式。他带着宫眷及王公大臣到京城外面的田地上，象征性地犁一犁泥土，这叫劝耕礼，这个劝耕礼只能皇帝来做，各官州县官不能做劝耕礼。然后还会在这一天给家家户户送春牛，这送春牛的习俗同皇帝的劝耕礼一样，是对农业的尊重，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仪式。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中国古代的整个行政系统对土地以及从土地衍生出来的农耕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其实全世界对待土地的尊重或眷念是一样的。法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法国的17世纪启蒙哲学家狄德罗写了一本书叫《百科全书》，他用了一个词条叫“农业劳动者”来阐述土地与政府与民族的关系。他说：“在一切财富之中，只有土地上成长的东西，能够不断地再生，因为其基本的需求总是一样的。而制造业，只能在他所雇佣的人员的薪酬之外产生出一点东西，货币交易只会在一种象征物中引起一些波动，而这种象征物本身没有真正的价值。”
狄德罗认为只有土地才能产生真正的财富，土地上每年产品的更新，保证了国家固定的不受舆论影响的看得见的收入，这就道出了国家与土地的本质关系。狄德罗认为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会谨慎地对待农民、对待土地。作为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能看清这一点很不简单。
今天有些人对“三农”问题的认识非常模糊，甚至有人说去国外买粮食比种粮食还便宜，我们为什么还要种粮食呢？对问这个问题的人，我也可以问他一句：为什么别人便宜你的贵呢？那就证明我们在生产链整个过程中，让农民背负的成本太高，是我们的工业出了问题，科技出了问题，商业出了问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让农民种粮的成本增高。台湾农产品科技化的含量高，它的成本必定会大幅降低，土地的价值也就相应提高。所以狄德罗在他的另外一个词条《自耕农》里说了这个问题：“在商业繁荣后面接踵而来的就是帝国的衰败。当一个国家把从商业上赚来的钱花在奢侈品上的时候，唯一的结果只是促进了货币的流通，而不是财富的真正增加。一个国家因为商业的繁荣从而产生的生活奢靡会引起别的国家的仿效，这种仿效久而久之，会变成一种风俗。当风俗一旦进入奢靡的轨道，国家就会进入衰败的轨道。”
狄德罗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娱乐化倾向，以及商业产品的贵族化倾向，提出了他的忧患。现在狄德罗的忧患并没有过时，虽然他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相隔了三个多世纪，但如何善待土地以及农民，依然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我因为写《张居正》研究了明代，也因为写《大金王朝》研究了北宋。历史的经验证明，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会导致朝代的衰败。
历史证明，财富的多少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唯一标准，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皇帝却当了俘虏。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游民问题。游民，就是离开土地的农民，他们最终会成为一股颠覆社会的力量。游民在今天来说，就是农民工。前面已经说过，当下农村的年轻人都愿意进城。如今，乡下大量的土地荒芜没人耕种。国家提出城镇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的大城市还在畸形发展，底下的村镇留不住人，小地方没人住，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农民不再眷恋土地，而是眷恋城市。所以，大城市中心地带的土地价格动辄上千万一亩，而偏远农村的山村几千一亩也无人问津。从土地价格可以看到社会的变迁、风俗的改变。
我们说乡愁是什么？乡愁就是祖辈生活过的房子，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现在我们对祖辈留下的生活方式，已经不愿意继承了。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农耕文明，便是我们的风俗。我们祖辈留下的风俗，就四个字，耕读传家。诸葛亮没有为国家服务之前躬耕南亩，陶渊明服务了国家之后回去种豆南山下。明代的张居正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的朋友：“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把书读好把田种好，这就是传统，也是风俗。但是这样一个传统正在慢慢地消失。这个消失背后是一种时代的变迁，或者是一种国家政策的引导。好的政策引导会产生非常好的风气，政策不当而产生的引导会让我们的大地生出戾气，它是伤人的。
第五，土地与廉政。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都是依赖土地财政来养活的。今天的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超过以往的很多朝代，地方政府的收入多半来自土地的出售。如果停止土地的出售，我们的政府立刻就会呈现破产的危机。所以，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房地产的价格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政府的财政供给主要来自土地。土地价格炒得越高，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多。权力滋生腐败，土地的掌控是权力最为集中的领域。因此，这一领域产生腐败的机会也就更多。但是今天的土地权力并不在土地管理部门，而是在政府的主管上。权力在政府，职能部门只能听命于政府。当然，作为土地管理的职能部门，它还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当执行政策与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发生冲突时，职能部门的这个官就比较难当了。我看这几年中央处理那么多贪官，几乎有一半以上是跟土地有关系。刚才我说张居正，那个时候他在全国清丈土地就清出了很多贪官。
纵观历史，土地与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必展开来讲，因为稍懂国情的人比我更清楚。
在这篇文章中我讲了对土地的认识与思考，最后，我想再重申一下土地的品格，那就是我在第一个问题里讲的四个字：厚德载物。土地不但生长万物，也会忍受苦难，忍受凌辱，包括我们人类犯下的所有的错误，土地都会包容。因为它知道犯错误的人会改变的，总有一天会醒悟的。如果人类总是执迷不悟，那么，先于土地死亡的，必定是人类。所以说，敬畏土地，热爱土地，善待土地，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选择，也就是一种“大地伦理”。

熊召政 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政法大学教授沧海君。主要作品有《张居正》《大金帝国》《明代帝王师》等。曾获茅盾文学奖，中国首届新诗奖，湖北省屈原文学奖，湖北省政府图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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